尼泊尔震后十日直击：不同的人性

孔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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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德满都的整座城市被灰尘笼罩，行人们戴着口罩。有些路段看起来毁损严重，路面出现豁口，无人看管。停电时时发生，即使市中心游客最多的泰米尔区，每天平均也会有10-12个小时没有电。水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，多数家庭未通自来水，完全依赖笨重的大型水车，将水注入每幢建筑单独修建的地下水箱，再靠水泵打上去。即使有自来水管，指望不上用场，每天供应不超过20分钟。

这不是地震后的尼泊尔首都的现状，而是过去几十年来，加德满都人都面临的每一天。

4月25日8.1级的大地震让原本就很艰难的一切变得更糟了。

“加德满都本来就缺水缺电，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好的规划。”Bir医院的医生Gaural Pokhrel对我说。他继而谈到了10年前的那场造成了上万人死亡的毛派与政府的内战，“那些外地的人都聚到加德满都来了，因为这里最安全。然后有多少钱，就建一个楼住在里面。那些楼都没有规划，修得不好，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。”

许多伤亡本可避免。在加德满都，除了本就脆弱的古迹与砖房，真正倒塌的钢筋水泥建筑所占比例并不高。未能承受浩劫的建筑，问题多出在自身的结构设计与土木工程。

遭受地震重击的不止是加德满都。尼泊尔共划为75个县，只有7个县没有任何伤亡与房屋倒塌报告，29个县受灾严重。Gorkha和Sindupalchowk区，90%的房屋遭到毁损或者无法居住，当局估计毁损房屋高达50万座。截止5月5日，死亡人数达到7595人。

（震后的杜巴广场）

残酷法则

Gaural Pokhrel曾在中国学习了9年，毕业于复旦大学——那是尼泊尔与中国政府的培训项目，他能讲流利中文，还有个中文名字叫“佳乌拉”。10个月前，他才返回尼泊尔。他所在的Bir医院是加德满都最大的三所医院之一，有200余名医生，加上护士与实习学生超过1500人。

现在的佳乌拉头发凌乱，看起来几天没有剃过胡子，显得憔悴。这是5月1日，震后的第六天。他从前天值班直至昨天傍晚，今早8点又赶回医院，而明天又将轮到全天候值班。他的白色大褂胸口印着“中山医院”，那是他在上海实习时所在地方。“自己带过来的，现在衣服也不够，谁去洗衣服啊，这个有我就穿出来。”目前，这家医院有300个伤者留院，诊治超过千人。

曾留学中国的佳乌拉医生

红色，黄色，绿色，三种颜色开启了佳乌拉关于那场地震的回忆。医护人员紧急从已成危楼的医院旧楼，转移到了尚未投入使用的新楼。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，他们赶紧找来设施，在一楼开辟了第一间手术室。面对大量伤者的涌入，在人手与设施有限的情况下，他们用三种颜色挂牌，在一层大厅里划分出三个区域。

绿色，意味着可以暂缓手术，伤患多是骨折，哪怕延缓两周处理，性命无忧；黄色，意味着应当立即进行手术，多是内出血与脑外伤。而红色是最绝望的颜色，没有希望的病人送至那个区域。“开完刀要送到监护室，他会占用一个呼吸机，如果你去帮那些病人，会耽误其他病人时间。我们按国际标准来。”颜色不同，命运迥异，这是灾难后的残酷法则。

那个地上放满了人的临时候诊大厅并没有成为哭喊声汹涌的海洋。“没有你想象那样。”佳乌拉说。很多病人是由警察与志愿者送来的，已经陷入昏迷，家属又不在身旁，“谁会来哭呢？”一些伤者送达时，已无生命体征。

地震切断了全城的电源。但医院里的发电机提供了维系生命的电力。第一天的晚些时候，手术室增为3间。现在，这个8层高原本空无一物的大楼，有了12个床位的重症监护室、CT室以及四间手术室，四楼与五楼则变成了病房。但很多细节，都能看出这是所临时医院。病床之间没有隔断，伤员登记在本子上，而不是电脑里。

佳乌拉本是泌尿外科医生，临时也担当起骨外科的职责，“需要开腹，看看出血点。”最忙的一天里，他动了五个手术，最长的一个长达3个小时。没有全部成功，有一个年纪较大的伤者还是走了。

尽管脑外科与骨科医生的手术仍然停不下来，但最慌乱的时候已经过去。这天上午，佳乌拉比较空闲，他用50分钟接受采访，并带着记者参观医院。与所有的公立医院一样，Bir医院对于地震伤者免收一切费用。大楼前有专人看守，只有证明了记者或者患者家属身份，才可进入。留院的伤者名册可在前台查询。无法确认名字的病人，就只有写上“Unknown”(无名氏)。死者由警方发出公告，若无家属认领，两天后从停尸房拉走火化。

佳乌拉告诉我，该医院不缺药品与医生，他们甚至要劝喻由Facebook号召而来排起长队献血的大学生们留下电话即可离开，需要时再联系。曾有德国与瑞士的医疗团队到来，他们被建议到边远地区提供支持。

两天前，尼泊尔总理来这里视察过。这或许揭示了事实残酷的另一面：Bir医院只是少数幸运之所。台湾慈济基金会也向尼泊尔派出了医疗团队，成员麻醉医师林昌宏介绍，他所到的医院，只有一位麻醉医师来负责所有的手术，“白天也是他，晚上也是他”。因为手术时，麻醉医师不可或缺，该职位本应有多人轮替。林昌宏拿他所任职的台湾医院举例，共有7位麻醉医师。

他支援的那家医院专营骨科，“设备比较简单老旧一些，药物使用跟台湾比会有几年的落差”。有一两百位骨折伤者在等待手术。但医院每天只能处理十多个病例。“一个怀孕四个月的妇女，锁骨断掉，两手断两脚断，太可怜了。”林昌宏说。
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尼泊尔每1万人仅有2名医生、50张床位。而有限的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平均，在尼泊尔的山区，基础设施薄弱，医院稀少且落后得多。

死亡味道

大概每一个从加德满都机场出来的人，最先闻到的，是死亡的味道。

大量浓烟在道路上弥漫，这些烟雾来自尸体与柴火的焚烧。在以印度教为国教的尼泊尔，火葬是传统习俗。而机场附近横跨Bagmati河的Pashupatinath庙，正是尼泊尔最受敬畏的印度教寺庙，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公共火葬场。

火葬通常在Bagmati河畔的六座石台进行，尸体抹过黄油、裹上白布，放在搭建好的木架上焚烧，通常3、4个小时后，灰烬被推入河流。火葬昼夜不停，以至于原有场地不够用，一些尸体需搬到河中的干涸处焚烧。仅4月26日，就有近200具尸体在此火化。据说焚烧的木头也曾出现过紧缺。

（图为烧尸庙举行的火葬）

当局在2年前曾提出修建电力焚化设施，但地震时尚未完工。

按印度教传统，遗体停放3天后才进行火葬，由死者长子点燃。但特殊情况下，严格的教条已难以适用。一些年轻的死者，还没有孩子，只能由父辈点燃木柴，而由于殡仪馆已经堆满尸体，新挖出的尸体要即时火化。在一座石台旁，一具等候焚烧的尸体已经严重腐败，蛆虫在黑色尸袋的缝隙间涌动。沿Bagmati河，大量苍蝇到处飞舞，像是来到垃圾场。河的上流，一个小孩站在河中，用河水擦身。

“从医生角度还是很担心的”，佳乌拉说，“有很多细菌。但我们还有宗教信仰。”

烧尸产生的隐患，只是整个卫生链条上的最后一环。由于救援不利，部分尸体尚埋在瓦砾之下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Rownak Khan表示，“这是一个完美的疾病温床。”

5月1日，我随一支名为“绿舟”的中国民间救援队，深入Sindhupalchok地区，沿途可以闻见尸臭。那是一种甜味、腥味、臭鸡蛋味混在一起的气息，给人造成心理上的困扰感要远大于生理。尚难以确认，那种尸臭是来自于畜类还是人类。

接下来，尼泊尔面临着长达4个月的雨季。雨水与潮湿的环境利于病菌、蚊虫滋生，这将为防疫工作带来更多挑战。有营地发生了腹泻、呼吸道感染等零星病例，但尚未超出正常范围。“由于不注意卫生，我们地区的一个一岁大的孩子昨天死了。”一位加德满都的青年告诉我。

中国绿舟救援队在尼泊尔

信息盲区

4月29日，来自中国三亚的民间救援队海浪队，在拉萨尼泊尔领事馆办理签证时，接过了对方总领事递上的一张打印过的纸条。上面四个名字，对应着四个电话。对方说，可以联系试试。

“有可能是一个村民，有可能是政府的什么部门（负责人）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上面就写一个姓名。”一位海浪队队员感到错愕，对方似乎见到救援队就会塞上一张这样的纸条。

这个签证经历提供了一扇窗口，透过它大概可以看到，关于这场地震的许多信息仍关在一间黑屋子里。当外来救援者扎进尼泊尔这个陌生国度，他们很快发现，最大的挑战不是那些废墟残骸，而是有效的信息。

信息的获取成为横亘在救援者面前最大的难题。尼泊尔的政府被批评反应迟缓，沟通乏力。“每个人都很恐慌，所有地方都关了，我们都在试图救自己的命，”执政党尼泊尔国大党的联合总书记Purna Bahadur Khadka承认，“一些批评人士可以说，头两天的协作都不到位。”

“这个政府没有效率，也没钱。首都的办公室比我们珠江三角洲的乡村办公室要差多了。”在尼泊尔生活了十余年的华人江自强说。他还记得，毛派政府上台时，曾承诺2年之内要把喜马拉雅山的水引到加德满都来。事实证明，“画了一个很大的饼。直到现在影子都没有”。

国大党在2013年11月的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此前将皇室废除的毛派。但这仍然是个难以发挥作用的腐败政府。尼泊尔有上百党派（另一说为70余个），政治纷争不断。当被问及支持哪个政党时，一名叫Buddish Manandhar的导游对我说，“所有的政客都是一样的。”

在地震发生一周后，仍有一些公务员未能返回岗位。在海浪队抵达Dhading区救援时，看到当地的一座政府楼大门紧闭。

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，将一些受灾村庄通往外界的交通被切断，只有直升飞机可以抵达。而即使道路允许通行，政府与军方资源有限，尚不足深入了解各地需求。

尼泊尔武警部队的官员MadanDhanuk告诉我，灾情的搜集有两个途径，一是受灾地区的百姓和机构报告，第二是媒体采集信息。

以许多国家的标准来看，尼泊尔几乎所有首都之外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偏远山区。全国近80%人口务农，由加德满都延伸出去的公路狭窄破烂，几块山石即可堵塞。受灾最为严重的Sindhupalchok区邻近加德满都，其中一个名为Jethal 的村庄直接距离首都为58公里，但驱车需行98公里，正常耗时3个小时。

实际上，5月1日我与绿舟救援队随行的那一程，在有向导带领的情况下，到达Jethal 仍花了6个小时。一路上载满逃离者的大型车辆，拖慢了行进速度。最后1/3的路段，要拐出大路——其实那也不过勉强称为双车道的柏油路，向山而行，路也变成了土路与乱石路。

该村海拔位置近2000米，依山而建，想找到一个空旷平地供停机都很困难。尼泊尔军人曾到过这里统计伤亡数字并处理尸体，其后再无任何援助到来。5月1日到达的绿舟队，是第一支到达的救援者。但它只能提供简单且有限的医疗救助，并在2日后离开。尼泊尔全境3995个村中，Jethal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例子。

根据尼泊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，至5月4日，Sindhupalchowk区死亡2838人。但房屋损毁数字，该区显示为零。这意味着，当局尚无暇或者无法统计房屋情况。这种信息空白可能预示着一个更可怕的事实：死亡数字并不完整。

救援乏力

“政府来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晚了。”Ashok Giri对我说。他来自于Sindupalchok地区的Kunchok村。“有些人救出来了，有些人根本没救出来，本来是两天的事情，四五天以后才来，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。”他的家族中，失去了爷爷，两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他所在的村组有25人死亡，但他只能猜测村组约有一两百人，却无法说出确切人口，“男人都在外面，国外打工的也往村里赶”。

Ashok Giri20岁出头，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华人宾馆做厨师，地震当天他就赶回家了。他是70万撤离加德满洲的尼泊尔人中的一个。回到村里，需要坐四个小时的客车，再走六个小时的山路。

但在4月30日，他却历经艰难，返回工作。原因并不是忠于职守。

“已经没有吃的东西了，再不出来做事的话，家人就饿死了。”在那个晚上，他对我解释。村里原来有商店，但震后关门了。每家每户只能靠从前的储备，家庭条件好的，可以将就吃段日子，但条件差的，已经断粮。他们向军队请求援助，“他们说可以可以，但是到现在都没解决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决。”可想而知，没有任何国际救援队到过那里。

在首都有亲戚的人，已经被带走了，但有些人，则是一生从未走出过村子，也不知道去哪里逃难。

4年前，Ashok Giri的村子才通了电和网络。后来，有些家庭买了电视——但只能收到几个频道。现在，电与网络都被地震割断了。他离开村子后，就再也没与家人联系上。“走一步看一步吧，看政府什么时候去帮我们。”他打算先在饭店干几天活。

他7岁开始上学，17岁时出来打工，辗转过三座城市。“一回老家，就知道这一生是很苦的。”最后，他说。

“他这样情况，宾馆里有好几个呢。”那个晚上在Ashok Giri离开后，宾馆的总经理对我说，“其实，他算遇上了好老板，没开业了，还在发工资，想办法给你家里找援助。别的老板，谁管你啊。”

在地震之后，老板江自强将他的凤凰宾馆变成了华人的临时收容站，免费包吃包住。像Ashok Giri这样的员工，月收入在6000-10000尼币之间（400-600人民币）。

按联合国估计，尼泊尔全国有八百万人受灾，与Ashok Giri和他的家人一样急需粮食的灾民，达140万。

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，救援物资正在加德满都的机场和仓库大量堆积。

“过于繁琐的官僚程序造成了目前的瓶颈，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调员Jamie McGoldrick说。“牵扯了太多层级的政府，太多部门，以及太多不同的机构。我们不想让物资堆在加德满都的仓库里，不想让物资放在机场里。我们需要这些物资出现在受灾地区。”

尽管早在2007年，尼泊尔已与联合国签署了协议，简化灾难援助物资的清关程序，但实际操作上，常规的海关检查和其他报备程序仍在震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进行。5月1日，尼泊尔才宣布免收防水篷布与帐篷的进口关税，但内政部声明，政府有责任查验所有进口货物。不仅是加德满都机场，同样的延误也发生在尼泊尔与印度的边境通道，那里的海关官员也曾坚称，救援物资需要“经过严格检查”。

繁冗的行政程序在各区政府也存在。深圳山地救援队前往Dhading区做灾情评估时，走访了两三个村子后，就被当地政府叫停了。接下来，是一连串的前置手续：救援队提交单位证明信；政府批准后，列出受灾严重的区域；救援队选定欲去的村庄，再递交一次申请，此后还要找当地担保人（一般是村长或者市政议员），这才得以重返Dhading区。该队队长石欣告诉我，他们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操作，但几个来回下来，还是耽误了一天。

石欣觉得这种批准程序里存在漏洞，“如果他们不开放其它的区，只开放这几个有他亲戚的村给你调查评估呢？”

他的担忧已经被证实。国际人道救援机构接到多次举报，称在救援物资分发中存在政治干预和不公平的问题。在加德满都地区，一些运送物资的车辆被尼泊尔乡村发展委员会拦截，并被要求改变运送路线。

复杂人性

G.B. Shrestha是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大个子，但他却是我在Jethel村唯一碰到的能说简单英语的人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烧茶，招呼我过去喝。

与大部分村民一样，他也没有了家。废墟旁用木头与藤条搭起了避难所，棚子大概只有1.2米高，上面盖些塑料布，看起来很难遮挡雨水。一侧是羊圈，棚子中间有一张床，父亲在上面睡，挨着床的5、6平米的空间，他与两位哥哥的家人总计14人，就挤在那里一起睡。

棚子另一侧是简易厨房，柴火烧得正旺，锅里煮着咖喱马铃薯。他说，马铃薯就从自家地里挖的。他不断邀请我吃一点，还拿出了他女儿的饼干。

（左三为G.B. Shrestha，图片版权：胡绍明）

该村有3300人，全部信奉佛教，分散于9个村组。已知的五个村组均有人员在地震中死亡。G.B. Shrestha所住的1、2、3号村组，总计死了12人。对面山头的6号村组，死了30余人，是最惨重的一个，但没有外人去过那里，虽然隔山可见，但开车过去需要一个小时。

村里的一些房子从外部看，是靠着一块块石砖垒起来搭建，黄泥糊在里面。这类房子几乎都倒了。但另一些房子毁损并不严重，无论如何，没有人敢住在家里了。由于担心山体滑坡，一些村民搬到了更高处的丛林里。就在我与G.B. Shrestha聊天时，远方响起了类似放炮竹的声音。仔细一看，是无数碎石从山上慢慢滚落。

他看起来很乐观，说地震后，家里人曾一起哭，但现在不会再哭了。我们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看着远方，喝着加了糖的红茶。他有四个孩子，大女儿Sumitra抱着盆子去洗衣服了。最小的女儿Sita，抱着一只小羊羔，在周围跑来跑去。他说，地震后，Sita每晚要抱着羊才能睡去。那是一个晴朗的5月上午，天空湛蓝，山中苍翠。一切像是在诗歌中，感觉不像是一次灾后采访，而是一场乡间旅行。

（图为小女儿Sita，图片版权：胡绍明）

这种尼泊尔人民的淡定，贯穿了整场灾后采访。在另一个棚子里，一个8岁的男孩在读着课本。当相机对准村民，他们没有不悦和回避，往往会驻足方便你拍摄，眼神羞涩而友善。很难分清，是宗教给予了他们慰藉，还是现实如此唯有接受，因为无论浩劫与否，他们注定贫苦一生。在这个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里，人均年收入只有800美元。

在另一边，绿舟队的医疗救援遇到了两个难以处理的重症伤者。一个妇女的半边身体被石头砸中，脏器受损；一个老人的左脚伤口深至骨头，已经感染，需要做深度清创。绿舟队建议立即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。

尽管围观村民很多，有几辆属于村民的车子就停放在旁边的道路上，但没有一个人主动表示愿意出车。绿舟队随后表示，用雇佣的方式，请本村村民开车送院，一位年轻的司机应邀而来。意想不到的是，那位左脚受伤的老人放弃了救助，悄悄地消失了。翻译解释说，“虽然医院是免费的，但到了加德满都，怎么吃，怎么住？他们有些人宁可死，也不想去看病。”

（图为村民临时搭建的棚子）

车的费用约定在6000尼币，包括回程，将搭上绿舟团队驻守大本营的最后一位医生，满载药物过来。村庄病患太多，药物已不够用。我恰好需要返回加德满都进行另外的采访，就搭上了那辆车，负责交钱，并汇合增援者。

司机Suresh20岁，看起来稚气未脱。但他已经是一个3个月大女孩的父亲了。他告诉我，家里有13口人，他在加德满都开了3年出租车，未来打算把女儿接去首都。一路上，他表现的与所有村民一样友善与淳朴，还放了尼泊尔音乐让我听。

Suresh车技娴熟，一路风驰电掣，只用了2个半小时就抵达了加德满都的市立医院。病人被收诊，情况稳定。但故事随后发生了反转。Suresh变了卦，称6000尼币只是单程，他本没有打算回村。看起来，他并不关心那些药物能否及时送回村庄，或者，他打定主意，我还是会雇佣他。那时，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——他知道这一点，我百口难辩。

贫穷开始显示它的黑暗力量。Suresh之前讲起一切的打算，成为了事情进行到这一刻的铺垫。贫穷面前，有的人选择接受，有的人则迫切地渴望改变，Suresh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

坐地起价的例子在加德满都的司机中非常普遍。民间救援在中国，永远不缺免费的车辆。但这样的车子，在加德满都好像并不存在。出租车从前就不遵守规则，一口价不打表，地震之后，司机普遍大额提价——从机场距城中心不过5公里，原价只需3、4美金，都翻了至少一倍。那些司机不会管你是否身着救援队服，有一支中国救援队在4月28日凌晨4点出机场，被迫给每辆进城出租车付了20美金。

而后来我才知道，Suresh的事后变卦绝非孤例，类似的雇车事件，我从中国人那里听说了至少3起。

也许，朴实、友善、自私、逐利都是同样属于人性的真实部分。特别对于与游客打惯了交道的司机而言，如何拿到最好价钱已是生存本能。

希望复苏

在地震后，尼泊尔政府承诺，对于每名死者，家属可获得3万尼币，每一个房屋被毁的家庭，可获得10万尼币。但即使承诺兑现，尼泊尔人仍面临艰巨的挑战。

根据一项不完整的统计，1383所学校在地震中被摧毁。而目前，尼泊尔全国范围仍有约250万人栖身户外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尼泊尔的驻地协调员Jamie McGoldrick担忧未来的粮食问题。“距离播种的季节还有六个星期，如果错过了播种季，就需要再多提供三个月的粮食援助。”

联合国本周早些时候呼吁国际社会向尼泊尔捐助4.15亿美元，目前只有2%到位。

但至少对于加德满都这座城市而言，从黑暗中复活，比想象中要来的更早一点。

在4月28日，城中大部分地区都恢复了供电。“之前像死城一样，通电太重要了，给人感觉希望回来了。”凤凰饭店的老板江自强说。他依然为所有人提供免费食宿，“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物质方面（保证），更多可以安抚很多人情绪。”

5月1日，泰米尔地区的一份免费报纸的头版标题是：“泰米尔恢复正常”。在这张只有一页纸的报纸上不止是灾情进展，侧栏是一系列简短的广告信息：“菜单目前有限，但是竭诚为您服务。美食与美酒尽在Kilroy!”“Pilgrim书店重开了，大量好书上架。”“Makula山地装备开业，我们做最好的远足器材。”“当你可以在房里睡得舒服，为什么要睡在外面？Eco-Resort迎宾。”

一种传统生意也重启了，5月2日深夜，街上迎面而来的尼泊尔人问道，“Hello brother，do you like sex?”

加德满都有16个救助站。在最大的一个——当地华人称之为体育广场，其实是个练兵场的地方，已被军队接管。这是一个宽300米长500米的巨大场地，可容乃上万人。

“这个营地在周六就建立了，我们周一（4月28日）接到命令来照顾它。”营地的指挥官Praying Ranao说。他是个身高接近2米的大个子，看起来凶猛，又给人安全感。军队到达时，营地已经有了一万人，又脏又臭，到处是尿味。士兵们清理了场地，搭建了可容纳上千人的40顶帐篷，在左侧修建了16组露天厕所，在右侧摆放了水车。消毒药水的味道洋溢在整个场地里。

主席台已经变成了临时指挥部，就在几分钟前，Praying Ranao向统领整个加德满都的中将报告了营地情况。一切看起来变得轻松，那位不苟言笑的中将虽然拒绝了采访，但在离开时对我说，“我们失去了家园，所以我们会去香港。香港见。”

(图为Praying Ranao向上级汇报情况)

随着许多人搬回了家中，这个营地的灾民减到2000人以下。Praying Ranao说，未来这里将变为难民营，容纳外地失去家园的尼泊尔人。

卫生问题仍是营地的重中之重。士兵们每天清理两遍，一名士兵在主席台旁的一个包厢位置，反复向营地广播：“如果你病了，或者感觉不舒服，请向我们汇报。如果你知道有人喝酒或者行为不检，请向我们汇报；如果有任何法律和秩序的问题，请向我们汇报。我们解决你们所有问题......”

当然，军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。比如物资补给，目前均由国际NGO来提供。“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我们所做的或尼泊尔者军队所做的，用的是军队的资源。我们没有从政府拿到任何东西。”当问及政府做了什么时，Praying Ranao回答。

军营距这个救助站半个小时车程。白天，250-300名士兵在这里维持秩序与帮助分发食物，晚上，也会有30名士兵值守，同时，警察也会配合。一个细节是，没有军人配枪。“制服就足够了。我们不需要武器。”Praying Ranao说。

废墟之上，希望在生长。杜巴广场，很多尼泊尔年轻人加入了清理队伍，手递手地从一片瓦砾之中向外传递着砖块。一个25岁的电影制作人告诉我，他带着16岁的妹妹，和几位朋友过来做志愿者。他们已经连续工作好几天了。

问及他们对政府的看法时，一位戴头巾的女孩用流利的英语回答：“这是场巨大的灾难，我相信政府也会困惑，也在努力。它需要时间应对。现在不是指责政府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万众一心。”

当问及宗教信仰的帮助，她却将话题引入了另外的方向。“我们相信人性多于佛教或者印度教。人性是我们国家的基石。”她说，“我们生活在民主体制下，这里有宗教容忍。我们相信人性是最大的信仰。”

尾声

在市立医院，我与Suresh的争执出现了调停者：一个戴着头巾络腮胡子看起来像街头斗士的中年人，他本来是到医院看望他地震中受伤的弟弟。在听过我的讲述后，他掏出了500尼币，放到Suresh手里。我与Suresh均当即表示这样不妥，但他坚持把钱塞过去。在一番我无法听懂的交涉后，这个名叫Radheshyam Malla的男子留下自己联系方式，向我承诺，“他会把你们的药送回村庄。”

哦，那个村庄，我之前并没有提到，自愿加入的两位来自加德满都的尼泊尔导游，他们还在那座村庄里，与绿舟救援队一起。在尼泊尔找到中文翻译并不容易，他们帮了大忙。

在告别时，Radheshyam Malla对我说，“谢谢中国，谢谢你们的到来”。

后来我想，是的，正是在那时，我确定自己听到了世界重建的声音。

（巢恬逸参与整理资料与录音）

水泉大姐

希望加德满都的明天更美好！